根据第七次人口普查数据，我国0至17周岁流动儿童规模达7109万人，占儿童总数的近四分之一。他们随父母离开家乡，迁徙于城市之间股速查，因户籍壁垒、家庭贫困、监护缺失等问题，成为教育、医疗、安全等领域的“脆弱群体”。
“我是甘肃人，我爸是送菜的，我妈是洗碗的。”“我自己坐班车来上学，平常是爸爸照顾我。”“妈妈说我上完六年级就要回到河北老家。”……
在北京市通州区某外来务工人员子女小学，孩子们用稚嫩的声音向记者拼凑出流动儿童群体的生存图谱——他们的父母是“流动人口”，属于没有本地户籍、徘徊在边缘的“异乡人”，一般聚集于餐饮、零售、建筑等第三产业，如外卖员、家政工、清洁工、保安、建筑工，而被他们带在身边的孩子就成了流动儿童，也被称为“城市小候鸟”。
根据第七次人口普查数据，我国0至17周岁流动儿童规模达7109万人，占儿童总数的近四分之一。他们随父母离开家乡，迁徙于城市之间，因户籍壁垒、家庭贫困、监护缺失等问题，成为教育、医疗、安全等领域的“脆弱群体”。这些“城市小候鸟”，应如何找到属于自己的天空？
被“折叠”的童年
在浙江某特殊学校，记者见到患有自闭症的5岁男孩亮亮时，他正蜷缩在教室角落，手里紧攥着一块积木，目光游离在窗外。因妈妈早年离家，亮亮只能跟着父亲前往广东、浙江求医。
“作为外来务工人员流入大省，浙江流动儿童不仅数量庞大，还囊括了产业集聚区流动儿童、少数民族流动儿童、国际流动儿童、海岛流动儿童等不同群体。”浙江省温州市龙湾区检察院检察官林智向记者表示，“与居住地儿童相比，像亮亮这样的特殊儿童在流动中成长，在折叠中生存，他们长期随同外出务工父母异地生活学习，在教育、医疗、生活保障等基本公共服务方面更容易遇到障碍。”
在流动儿童家庭里，谁来照顾孩子始终是最焦灼的问题。由国家统计局和联合国儿童基金会共同编写的《2020年中国儿童人口状况：事实与数据》指出，流动儿童中有61.8%与父母双方一起居住，13.1%与父母中的一方一起居住，还有3.5%与祖父母一起居住。此外，21.7%的流动儿童与父母和祖父母以外的其他人一起居住，包括异地就读寄宿学校或打工的儿童。
“负责照顾流动儿童的人身份较多样，使得其可能面临监护能力不足、心理健康关爱不足、精神文化产品供给不足、城市和社区融入困难等问题。随着流动儿童群体数量规模日益庞大，所需的关爱服务更为多样。”林智介绍说。
今年5月底，贵州省剑河县检察院检察官来到流动儿童较为集中的学校，给孩子们讲解相关法律知识。
另外，流动儿童常常面对身份的“撕裂”。“儿童的流动和留守状态并不总是固定的，可能随着家庭状况、个人所处的年龄和受教育阶段在流动与留守之间转换。”贵州省剑河县检察院“仰阿莎”姐姐工作室负责人张兴来告诉记者，“部分孩子在老家是留守儿童，去城市以后成为流动儿童，等完成义务教育后回到老家，又成了‘回流儿童’。”
流动儿童的心理健康问题则是一个更严峻的问题。某项调研显示，流动儿童存在歧视知觉、身份认同混乱和消极情绪，导致其心理健康水平不高，进而影响儿童的安全感和幸福感。
通州区某外来务工人员子女小学老师向记者透露，每学期都有一些学生因父母工作变动而转学，学校的生源并不稳定，而且各地教材版本有差异，学生转学后学业衔接困难。而在一些公立学校，也有流动儿童曾因口音、衣着遭遇歧视，有较高的焦虑、抑郁、自卑等消极情绪，有家长坦言“孩子没有本地朋友”。
流动中的安全危机
跟随父母迁徙的流动儿童，在流动的缝隙中承受着暴力伤害、性侵害、校园欺凌、网络犯罪等多重威胁。在剑河县检察院办理的一起未成年人被侵害案件中股速查，被害人胡馨馨从6个月大就辗转安徽、贵州、广东三地，她的监护人从母亲变成父亲，再变成姑祖母。在流动的轨迹中，她被迫辍学照顾同父异母的弟妹，父亲入狱后更是陷入“事实无人抚养”状态。
“那时的胡馨馨耷拉着脑袋、小心翼翼地坐在沙发的一角，同我们说话时声音极小。”张兴来还记得第一次看见她时的情形，“本该享受义务教育的少女只能住在条件简陋、留守儿童较为聚集的社区，辍学、无人监护、生存条件窘迫，无疑给了犯罪分子多次侵害她的机会。”张兴来告诉记者。
性侵害是流动儿童面临的主要危险之一。在通州区检察院办理的一案中，9岁女童小云是外来务工人员子女，放学后她在村公园玩耍时被他人猥亵。“虽然犯罪分子被绳之以法，但也反映出外来务工人员忙于工作，无暇顾及年幼子女的接送，侵害人容易利用此机会实施犯罪行为。”办案检察官魏玉凤说。
“很多家长要打工到很晚，孩子放学后就在公园里‘放养’。”当地社区工作人员向记者坦言，这种情况在外来务工人员聚集区域非常普遍。
这起猥亵案件还揭开了流动儿童校园周边安全的漏洞。“小云就读的小学，是一所外来务工人员子女就读的学校，周边交通安全设施严重缺失。第一次沿着小云去学校的路线走访时，路边没有提示牌和指示，学校名称也很小，我们还以为那是个驾校。”通州区检察院检察官助理李熙贤说，学校周边道路无警示标志、无监控设备，放学路上车流裹挟着独行儿童，为学生出行安全埋下了“隐形炸弹”。
而且，如今的性侵害有了更隐蔽的方式——隔空猥亵。在某检察院办理的案件中，一名犯罪分子通过网络游戏引诱多名女童拍摄裸照，受害女孩因害怕“被父母骂”和“没手机用”，被侵害半年都不敢声张。
“流动儿童本就因户籍限制长期面临教育、医疗资源不均，家庭监护缺失，心理认同困惑等问题。此类网络犯罪借助虚拟身份突破了地域限制，而流动儿童因网络素养缺失和情感孤独，极易落入陷阱。”魏玉凤说。
多名受访者表示，从办理的流动儿童案件来看，涉案流动儿童家庭通常存在“三重脱节”问题：一是陪伴脱节。父母因生计压力早出晚归，给孩子的有效陪伴时间较短。二是教育脱节。教育方式简单粗暴，“不听话，就把你送回老家”成了流动儿童家庭常用的一句“教育”的话。三是社会脱节。频繁搬迁导致儿童无法适应生活、学习环境。在一起校园欺凌案中，小兰随父母从农村来到大城市上学的两年间，她因“外地口音”和身穿旧衣服遭受多次霸凌，却从未告诉忙于打工的父母。她说：“告诉爸妈会被打得更惨，他们说，要是惹事就送我回老家。”
除了成为被侵害对象，流动儿童也可能被利用成为犯罪工具。在辽宁省辽阳市，检察官发现多名16岁以下儿童参与团伙扒窃，成年主犯利用“流动儿童年龄较小、身份不易追踪”的特点，教唆他们进行“拉车门”等犯罪。
为“城市小候鸟”拉起紧密安全网
现实生活中，不少流动儿童的父母由于工作等原因对孩子缺少管护，一些流动儿童的家庭经济状况也不乐观。或遭受侵害，或家庭生活困难，或自身残疾，或监护缺失，或心理和行为异常……这些流动儿童合法权益该如何保障？
记者了解到，2024年8月16日，最高人民检察院会同民政部等部门印发《加强流动儿童关爱保护行动方案》，提出流动儿童相关政策制度更加精准有效、重点领域惠民措施更加平等均衡、儿童信息台账更加精准、基层基础更加牢固、流动儿童关爱保护整体水平得到明显提高等工作目标。
最高检未成年人检察厅副厅长李峰表示，加强流动儿童关爱保护，为流动儿童健康成长和全面发展提供有力保障，是贯彻落实党的二十大精神和党中央关于儿童工作决策部署的具体举措，检察机关对这项工作高度重视。
今年6月16日，最高检发布的《未成年人检察工作白皮书（2024）》指出，针对涉案未成年人家长不想管、不会管、因外出务工等原因“管不了”问题，检察机关协同教育行政部门等加强对流动人口家庭、单亲家庭、问题家庭涉案未成年子女的教育和监护工作。协同妇联等部门建立家庭教育指导基地，结合督促监护令、训诫、支持起诉、撤销监护人资格、责令接受家庭教育指导等措施，推动解决监护人不依法履行监护职责或者侵害未成年人合法权益问题。
从打击犯罪到公益诉讼，从支持起诉到跨省救助，检察机关和相关部门正在为“城市小候鸟”拉起一张更为紧密的安全网——
亮亮被确诊为自闭症后，其母亲因治疗负担太重选择逃避。在龙湾区检察院支持亮亮父亲起诉亮亮母亲要求支付抚养费后，亮亮母亲无可供执行的财产，亮亮父亲只能一边打工一边照顾孩子。而亮亮因是外地户籍，无法享受当地特殊教育学校的免费政策，只能进入收费较高的特殊教育学校，其康复治疗一度被中断。
今年5月底，浙江省温州市龙湾区检察院检察官来到亮亮就读的特殊教育学校走访，了解亮亮近况。
“我院第一时间协调开展多元救助帮扶。”林智说，依托龙湾区慈善总会设立的“司法救助专项基金”，他们快速筹措救助资金，并帮助亮亮联系入学某特殊学校（系定点康复机构），将司法救助金直接发放到特殊学校账户；积极对接残联，将亮亮纳入残疾儿童康复补贴对象；依托就业帮扶机制，为亮亮父亲提供就业培训、工作岗位推荐。
胡馨馨的命运也迎来改变：剑河县检察院通过民事支持起诉变更其监护权，还联动广东省佛冈县多部门建立救助联盟，会签贵州省首份《跨省协作救助帮扶计划书》，实现司法救助、心理疏导、教育衔接“三同步”，最终让这个“候鸟少女”重返校园。
办理小云被猥亵案后，通州区检察院办案组结合首都东六区未检校园周边交通安全设施法律监督大数据模型，通过走访摸排发现有3所外来务工人员子女学校同样存在道路无学校标志的问题。2024年7月，该院以行政公益诉讼立案，后与相关部门就查处校园周边交通设施不完备情况及整改方向和措施等问题达成一致意见。如今，涉案3所学校周边共增设4块学校标志、4套爆闪灯，并建立了长效排查机制。
湖南省株洲市天元区检察院则联合敬老院、职业院校等建立11家观护基地，为涉案流动儿童提供免费技能培训和心理疏导。该院组建“心理老师+社工老师+司法志愿者”的专业队伍，对涉案流动儿童进行心理疏导、价值观纠正和行为偏差矫治，帮助200余名未成年人重返社会。针对跨省流动儿童帮教难题，该院通过异地协作实现动态跟踪，确保矫治措施无缝衔接。
让“小候鸟”落地生根
“亮亮等孩子的故事让我们看到了流动儿童及其家庭在城市中所面临的困境，也让我们看到了检察机关在支持起诉和多元救助中的积极作用。政府应进一步完善相关法律法规，加大对流动儿童及其家庭的法律保障力度，确保他们的合法权益得到有效维护。同时，应加强法律宣传，提高公众对流动儿童权益保护的意识。”全国人大代表、辽宁省辽阳市特殊教育学校教师李紫微表示。
“检察机关在流动儿童权益保障中已取得良好成效，但流动儿童问题本质是城市化进程中公共服务滞后的缩影，需政策创新与社会共治打好组合拳。”全国人大代表、广东省梅州市五华县红根然养殖专业合作社理事长张春梅建议，比如完善社会保障体系，加大对流动儿童及其家庭的支持力度；扩大医疗保险覆盖范围，降低康复治疗费用负担；增加教育投入，改善流动儿童的教育条件，提供更多免费或低收费的教育和康复资源；促进流动儿童及其家庭与城市社会的融合，消除社会歧视和偏见；鼓励企业和社会组织为流动儿童及其家庭提供更多的就业机会和社会支持；加强社区建设，为流动儿童及其家庭提供更多的生活便利和社交平台。
在广东诺臣律师事务所律师郑子殷看来，流动儿童的家庭支持网络薄弱，很容易被忽视，这时需要的不是偶尔的活动或定期走访，而是在社区多主体支持下，有效推动家长落实家庭监护责任，或通过家长小组互助，或共学正面管教等；面对升学困惑，应当有效沟通一线需求，推动公共服务补给，同时推动社会力量为其提供有效的指引，避免错失政策支持；针对一些复杂的流动儿童案，应当建立未保专家和流动儿童服务议题专家的联动机制，避免传统服务干预的空转。
“司法保护与社会支持的结合能有效阻断犯罪链条，但更深层的解决需破解户籍制度与公共服务的矛盾，推动教育、医疗资源向流动儿童倾斜。”张春梅代表建议，检察机关通过严惩侵害流动儿童权益犯罪、支持起诉、公益诉讼等多维履职，为这一群体筑起法治屏障。
漂泊不应成为童年的底色。唯有政策创新、资源整合、法治守护与全社会参与，才能让这些“城市小候鸟”找到属于自己的天空。
（文中涉案人员均为化名）
（来源：检察日报·未来周刊 记者：刘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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